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确立的情况下,区域经济联合和一体化发展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焦点。继国家高层提出要加强京津两个特大型城市的协同发展之后，京、津两市及省的协同发展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而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又取决于京、津两市的协同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确立的情况下,区域经济联合和一体化发展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焦点。继国家高层提出要加强京津两个特大型城市的协同发展之后，京、津两市及省的协同发展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而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又取决于京、津两市的协同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
一
合则两利
乘数效应十分明显
由于历史的原因，京、津两市发展的径和城市的风格有所不同，但同属“京畿重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天津作为的“东大门”，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近年来交通的便捷使两个城市的“同城化”进程大大加速，相互融合的格局正在形成。进一步推动京、津两市的协同发展和创新驱动，对于增强首都经济圈功能，实现京、津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乃至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北方腹地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表明，大城市群在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大城市群不仅有较好的投资、综合经济实力，还有完善的城市功能和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扩散力。
从国际上看，由特大城市或城市群所构成的区域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步取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成为竞争的主体。纽约、东京、伦敦、汉城P占其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24%、26%、22%和26%。相对于国际水平而言，我国大城市和城市群的总体实力还不够强，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明显偏低，城市经济的“首位度”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如我国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8%，上海为5.6%；京津冀地区这一比重为10.9%，珠三角地区是8.42%。
共同利益是确保京津协同发展的关键。而要实现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协同，就要克服经济学者所说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简称“ICA困境”）。其内容一是由于无法协调利益和互补性而产生的ICA困境；二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性所导致的ICA困境，如果地方以邻为壑，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会导致各方成本的提高；三是在共有产权情况下出现的ICA困境。当存在“公共池塘”等问题时，如果各方都只是按照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采取行动，就会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等问题，出现“公地悲剧”；四是由于外部性所带来的ICA困境，如果不能有效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就会引发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以京、津协同发展为龙头，在全面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分工和布局、突破地区分割藩篱、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区域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将有利于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甚至可能在体制机制的方面起到先导和创新性作用。
二
历史原因
发展面临现实挑战
1．将行政区域同时作为经济区域，形成今天这种行政区域对经济发展的某种制约。学者的研究认为，假设空间交易行为的交易费用为零，那么选择行政空间作为组织各类地区交易活动的空间形态，并且利用现有各级的行政职能网络来承担区域经济管理的责任，其制度成本将常低的。因此，这种模式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普遍选择。选择这种空间经济组织模式的初衷在于借助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两者边界的重合，在一个相同的空间范畴内部进行区域市场整合。但其结果：一是地域经济组织形态在空间上被在行政区划内部，跨地区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基本上消失了；二是在不同的行政区划系统内部形成了多层次的行政经济网络系统。这就在体制上促成了城市间各自为政、追求各自发展指标和“政绩”的发展格局。
2．各地为完成各自的经济发展指标，必然都要争上项目，造成城市间产业同构化问题突出，许多项目难以达到有效规模，效益大打折扣。加之城市功能定位不清，作为文化中心的市,当年也上了大量的重化工业项目，包括三个苏联援助项目，使京、津地区的经济以多中心的水平分工为主要特色，产业同构化比较明显。后的项目上也呈现产业结构趋同的倾向，客观上造成两市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形成两市近些年的发展重心一个是往西北山里钻，一个是往东部沿海跑的发展轨迹。
3．联合的意向多于实质行动，同时在联合的意愿上也有待对称,就是天津及周边省市较为积极,而则因人才、资金、科技等资源丰厚而显得“”。这就与协同发展所要达到的资源合理配置、要素在市场竞争中流动特别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项目开发和共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等目标不相吻合。
4．在“同城化”真正实现之前的工作、生活成本较高，包括通勤通讯成本、医疗成本、租房成本、子女就学、外地车限行问题等，这些都是协同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三
时不我待
协同天时地利人和
以、天津“双核型”城市为中心的协同发展，符合全球经济中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发展趋势。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的人口从减少转为增加，开始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舞台，A·Scott将其称为“世界都市圈增长时代”。同时，从国家高层到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已认识到京、津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因为特大城市资源压力使然，而且也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内一体化和分工协调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产生新的发展“红利”。
首先，研究“大”发展动向与趋势，从区域竞争与合作中获取最大利益。几年前由中科院院士吴良镛教授主持的课题认为，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提议京津冀北地区（辖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含承德、秦皇岛、和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作为中国的首都地区。同时国家将大地区的城市发展置于提高和促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高度加以认识并付诸实施。该报告提出应采取“交通轴 + 葡萄串 + 生态绿地”的发展模式，塑造区域人居的新形态。这期间我们注意到，市的城市定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奥运会前就已提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定位，原有的经济功能已在淡化，这与学者研究中发现的京津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2008年起出现明显下降现象也相吻合。而近期国家习多次视察市，指出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和强化首都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这都将有利于实现京、津两市的错位、协同发展。
其次，在协同发展中贯穿“互补”和“双赢”，即协同是为了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让区域经济产生出更大的能量，使区域内的有关各方都从中受益。要努力寻找互补的途径，包括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所处工业化不同阶段产生互补的可能，各城市功能不同产生互补的机会，由不同城市商务成本变化形成的“位差”所提供的互补机会等。在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就应认识到，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港口体系，需要干线及一大批支线喂给港的配套，而非存在。如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的特点就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实现多赢。千叶港承担原材料输入，横滨港作为东京的外港，主要承担对外贸易功能；东京港以内贸为主；川崎港则主要为企业运送原料和成品；横须贺港以军港为主、兼营贸易等，而非在同一层面上竞争。同时立足合作共赢，以京、津城市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保障，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努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京、津经济圈，实现从竞争竞合。
第三，在协同发展中贯穿体制机制“突破和示范”的感。京、津两市山水相依、地缘相亲、人文相近，在涉及产业升级、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等方面问题时，必须摆脱各自的利益考量，找到协同发展的切入点。界上不少国家的大城市都在寻求与所在地区整体协调发展以整合力量，增强在国际分工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今天，大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强、水资源短缺、生态状况恶化等问题只有通过区域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区域与城市的共同繁荣成为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因此，应突出顶层设计，将这一地区看作是一个整体予以统筹谋划。最主要的是在项目上充分考虑两市合理分工，体现各自不同的城市功能。同时对两市分别确定不同的考核指标，以有效避免种种无效竞争，从而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突破并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四，在协同发展中树立科技引领，全力打造京津塘科技、教育、医药创新产业带。目前这条沿京津塘高速公科技产业带已形成气候，即中关村——亦庄——大兴————武清——北辰——海洋高新区——泰达，结合天津正在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京津创新共同体，在科技研发、合作共建高校重点学科和品牌特色专业、重点实验室共享、承接医疗机构转移及发展现代医疗保健产业等方面实现衔接配套、合作互补，将大有可为。对这种区域差异化中的互补和错位发展，还应辅之以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政策。
第五，在协同发展中贯穿“市场导向”。发挥好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可以有效减少或避免资源错配现象的发生。例如，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所进行的产业重组、迁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由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所带来的硬性“拉郎配”项目。在协同过程中还要注意将市场的力量和“有形的手”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有助于解决诸如区域内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各种优惠政策五花八门、自相竞争等问题。天津还应通过加快建设贸易园区来推进京、津地区产业的进一步外向化，在促进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提津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和辐射能力方面尽快取得成效。结合国家“一带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充分发挥天津港在物流航运中心方面的优势地位，加快发展国际物流业务。在已有25个内陆无水港的基础上，向中亚和欧洲地区扩展，形成沿亚欧桥的无水港集输运体系。健全物流网络布局，与内陆省份的物流园区资源和信息共享，实现一体化经营；在增强服务功能的同时，自己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方向，不符合城市产业导向原则和方向的落后、过剩项目的引进。
第六，在协同发展中树立“一盘棋”。“有形的手”要在解决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并实现共建共享，解除发展中的后顾之忧，如道交通上的“最后一公里”，医保政策及就医的异地报销，教育资源的共享，实现同城化通讯而非算作长途电话，等等。据统计，211重点大学数量约占全国的1/5，全国最佳医院百名榜中独占约1/3，京、津之间的这种落差不小，需要统筹规划，实现均衡发展。在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方面的一体化空间更为广阔，尤其在电商挑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需要共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旅游业发展模式，以取得共赢效果。 （天津市参事室副主任 研究员 阎金明）